第3871章马里格纳吉：我完全支持梅威瑟

　

进入21世纪，几乎所有的中国法学者都试图为中国法学寻找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这可以从学者们的著述和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中看出：比如，邓正来教授在《政法论坛》2005年第1—4期连载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中国法学在1978年—2004年这个时段作了总体性的反思与批评，在法学界引起反响。

[86]又如，各类税收优惠应该公平地惠及所有适格主体。此外，顺位适用原则的子原则还包括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法不溯及既往等。

[113]参见戴昕、申欣旺：《规范如何落地——法律实施的未来与互联网平台治理的现实》，《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89页。[109]孙佑海：《影响环境资源法实施的障碍研究》，《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第32页。足够强大的互惠利他机制的存在，足以替代法律的强制。胡旭晟：《守法论纲：法理学与伦理学的考察》，《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第3页。（五）效益实施原则 虽然对于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的最佳社会关系调控器已经形成共识，但相对于其他社会控制途径，法治又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

行政约谈作为行政指导的表现形式之一，具有非权力属性。[116]信息机制是提升威慑效果的重要途径。人类创造机器人的技术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依次经历了机器人1.0时代(制造出对外界环境无感知的初级机器人的时代)、2.0时代(制造出对外界环境有感知的高级机器人的时代)、3.0时代(制造出对外界环境有认知、推理和决策能力的智能机器人的时代)。

无人驾驶机器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直接冲过去，但这会导致儿童死亡。所以，机器人仅能在识别功能的范围内运作，而不可能超出识别功能的范围去实施欺骗行为。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为机器人可以成为犯罪对象的理论提供了发展的路径，也为机器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提供了基础。承认机器人的权利具有必然性。

[30]当时尚未出现智能机器人，作为一般机器人的ATM机仅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不能成为诈骗罪的主体，即机器人无法实施诈骗行为并为此承担刑事责任。例如，如果机器人的设计者在机器人的智能程序中取消了不能伤害人类的机器人三法则，[4]那么在机器人失控并造成危害结果的情况下，设计者就应承担相应责任。

刑法的机能在于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目前已达成共识的是，伦理与法律作为两种社会规范分别独立存在，法律是外在的、强制性的秩序，伦理是内在的、求诸于个人内心的力量，二者刚柔并济、相辅相成地调整着社会秩序。智能机器人没有生命体，也不应享有生命权。[21]直至2017年，机器人权利与责任已经从学术研究转变为现实的立法例。

[29]此处机器人原本仅指一般机器人，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机器人也应被纳入其中。与此同时，机器人也应承担自己行为所致责任，这是基本法理之所在。机器人的伦理地位、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关系都应体现在机器人的法律属性、法律制度之中。机器人需要道德并非一个伪命题，尽管目前的机器人尚未有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智能机器人不需要道德。

目前看来，在躯体层面，智能机器人完全拥有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能力，而在意识层面，尚不能超越程序控制而产生自主意识。正如单位犯罪在1979年《刑法》中尚未出现，经由1987年《海关法》的附属刑法确立了单位(法人)犯罪一样，智能机器人犯罪是否可以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本身并不是决定智能机器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实质条件，而是立法者在肯定智能机器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并能够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之后在立法上的选择与回应。

法与伦理在它们同来之于社会这一点上，两者并不矛盾。值得注意的是，智能机器人虽然不具有人身自由权，但其具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可在一定的自主空间内实施行为。

即便机器人真的有可能达到与自然人无异，两者也不可能平等相处。正如前述，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不具有生命体，因而智能机器人也当然不可能具有人身自由权。但智能机器人既无生命体，亦无法根据精神状况与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其辨认和控制能力，更无法根据集体意志与法定存在形式认定其辨认和控制能力，智能机器人的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来源于程序的设计、编制与物理硬件的联合作用。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具体设计机器人法律制度时，应体现机器人伦理的基本内容，秉持承认与限制的基本原则：一是承认机器人的限制性主体地位。依照天赋人权说，自然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此为自然人之应然权利，未将应然权利转化为实然权利的法律，非为良法。

[4]阿西莫夫在1942年发表的短篇科幻故事《环舞》(Runaround)中首次明确阐述了有关机器人三法则的思想。天赋人权本质上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结构所能提供的个人自由空间最大化。

再如，医疗型机器人在手术过程中对病人造成的伤害或者治疗，何时、何种程度才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甚至在传统的电车难题、洞穴奇案伦理困境中，机器人又会如何作出选择？以无人驾驶机器人道德实验的隧道问题为例，当你乘坐的汽车高速行驶至隧道口，一个儿童冒了出来，走到了路中间，正好挡住了隧道的入口，此时通过刹车来避免事故发生已为时晚矣。[3]赋予机器人道德能力需要让机器人在一个道德判断情境中模仿人类的决策过程。

假如机器人可以进化到成为拥有生命意识、自我生存欲求和发展目标能力的新型物种，我们就必须及时阻绝这种事态，绝对禁止这种可能提出权利要求的失控物对人类利益造成威胁与损害，这是我们触及与机器人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时的核心关切之所在。[26]封锡盛：《机器人不是人，是机器，但须当人看》，载《科学与社会》2015年第2期，第7页。

但是，基于身份所实施的犯罪，智能机器人有些因不可能具有这种身份而无法单独实施(例如，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罪的主体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构成，而智能机器人显然不可能具有这种身份)，有些则完全可能单独实施(例如，智能机器人医生可以成为医务人员而实施医疗事故罪)。对于智能机器人按照程序设定的目的实施犯罪行为的，应归责于智能机器人背后的程序设计者以及智能机器人的使用者等人。排位上的前后差别恐怕并非偶然无意之举，而自有其深意。[25]杜严勇：《论机器人权利》，载《哲学动态》2015年第8期，第86页。

我们倾向于设想无权‘事物的无权性是大自然的一种天意，而不是一种出乎支持某种现状的法律协定。[5]机器人主体性、人格性、创造性的形成使得机器人的伦理地位成为了人们未来必须考虑的问题。

事实上，虽然我国法律目前没有规定智能机器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义务，但世界范围内早已有国家或组织针对该议题进行研究或立法。机器道德决定的作出是基于一种程序或软件，从深层理解，却是来源于机器的使用者，因此在软件设计上体现一种道德的力量，可能是关键和必要的。

因为刑罚是一种必要的害恶，是对犯罪人权利的剥夺与合法侵害，在现行法律体系并未确立机器人权利的情况下，现行刑法也不可能存在可以直接适用于机器人的刑罚。相较于辨认能力，控制能力的实现是智能机器人的必备能力，是程序设计与编制的必需内容。

例如，盗窃、诈骗、抢夺智能机器人财产的，构成相应财产犯罪，但由于智能机器人没有肉体也没有生命权、人身自由权等人身权利，所以抢劫智能机器人财产的行为不应构成抢劫罪，而仍属于抢夺罪或者盗窃罪的范畴。[16]笔者认为，我们将智能机器人作为法律上的人或者赋予智能机器人法律上的人格并不是天方夜谭，更不必有背离法学基础理论的担忧。普通机器人与智能机器人的共同点在于对外界都有认知能力，差别在于智能机器人具有推理和决策能力，即智能机器人的活动具有机器人难以比拟的主动性。只有承认机器人是一种存在，承认其独立的伦理地位和内在价值，保持‘他作为存在的完整性，人类才能和机器人和平共处，才能在与机器的结合中发展出恰当的伦理规范。

日本丰桥技术科学大学(Toyohas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和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为人类与机器人的情感共鸣能力提供了神经生理学依据。四、智能机器人应成为刑法保护的对象 智能机器人不仅能够成为犯罪主体，亦可成为犯罪对象。

刑法保护 人工智能时代已悄然来临，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并影响着国家的发展战略。第二步与第三步，分别为到2025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到2030年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不难发现，此时其将伦理规范的位置略微后移，置于法律法规之后、政策体系之前。

例如，创作出作品的智能机器人享有著作权等。[17]因此，将没有生命体的智能机器人作为法律人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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